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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国家出台了新的民办培训机构管理办法，并公布了文化教育类民办培训机构设置标准。这些新政策降低了对培训机构的办学面积和消防要求，一时间，各地培训机构蜂拥而上，发展迅猛。
就拿本市来说，之前全市有正规办学资质的培训机构才100多家，新的管理办法出台后，每个区审批下来的新机构就上百家。有人估计，全市大大小小的培训机构加起来至少有几万家。它们分布在各种街巷、居民楼、写字楼和商场里，面积从几十、几百平米到上千平米的都有。
由于进入门槛低，投资见效快，老师的业务水平参差不齐，导致整个行业乱象丛生。我以前常去吃早点的那家店，老板夫妇起早摸黑卖牛肉粉，一个月只赚几千元钱，后来他们干脆关门，租了套房做小学生教育培训、托管，收入立刻翻了几番。
2019年，我和合伙人周老师也准备在武汉某区开一家学科类培训机构，选址的时候却遇到了困难——我们看上的区域附近大多是老社区，房子都是90年代的建筑，并没有适合办学的大面积商业用房。我们只好扩大范围，在方圆一公里内寻租，总算找到了一处。
房子坐落在一个老社区内，位于一家宾馆的三楼。一楼是银行和宾馆的接待大厅，二楼是网吧和棋牌室，三楼之前被宾馆用于提供洗浴、按摩服务，因为政府打击涉黄经营，老板便按要求拆除了洗浴设施，将场地转租。
宾馆经理领着我和周老师看场地，我们觉得面积有点大（足有1000平米），但租金还算便宜，而且地段绝好——百米范围内，有1所小学和1所初中，一公里范围内另有4所小学和1所初中。
因为老城区和拆迁等原因，附近没有比这更适合的办学场地了，也没有一家正规的办学机构与我们竞争。我和周老师对前途充满了信心，打算和一家跆拳道馆合租三楼，对方只要300平米，剩下的全归我们，每月租金接近3万元。
按程序，我先向区审批局申请了办学要求，没几天，社会事务审批科的几位科长就过来查看了消防和上下楼梯等设施。
一番考察后，几位科长让我们过关了。又经过繁复的资料准备，在区教育局和审批局的联合现场审查后，办学许可证终于批下来了。那天，教育局的一位科长对我说：“你选的这位置确实不错，只是这一片老城区，居民大多做小生意，租房的居多，收入低，培训不好做啊。”
我把这话转告给周老师，他不以为然：“我们收费不高，这块竞争不激烈，市场还是有的。慢慢做，把口碑做起来，这个做顺了，我们可以找位置接着再开嘛。”
我想，也是，二胎政策放开后，国家支持私人办学，老百姓对教育也有需求。同行们聊起教培行业的前景，都相信这一行最少还可以再红火5到8年。
周老师是我们这家机构的法人。他刚满30岁，阳光帅气，白白净净，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给人一种成熟稳重、诚实可靠的感觉。他大学毕业后就进入教培行业，教学和招生经验都比较丰富，满脑袋的生意经。为人也低调，做事雷厉风行。
2019年，暑期班顺利开班。在“9.9元上10次英语试听课”的广告促销下，报名人数近300，场面还算火爆。不过，周老师有些担心这些被低价吸引来的家长、学生能否留住。
果然，后期续费并不理想。我们分析认为，这是受到了这一片社区家长的消费观念影响。一个暑期下来，算下账，虽然没有赚多少钱，但名气总算打了出去，家长们认可我们是附近唯一正规的培训机构了。
到了年底，寒假班的招生情况依旧不理想。周老师说，是因为很多外地人要回老家过年，寒假班时间短，很多学生准备过完年再回来报名学习。
放假前，我们从很多渠道得到了一条消息，说武汉有种传染性极强的肺炎正在传播。可是大家并没有当一回事，觉得最多就是2003年“非典”那种状况而已。年终总结会后，老师们吃完年饭，还相约去歌厅唱歌。
也许是因为年轻，机构的老师们对于“非典”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但我却是亲历者。2003年我在北京，生活工作虽受了一些影响，但基本还是按平常的节奏上班、过日子。那时候的北京，坐公交的人很少，很多人连口罩都没戴。到6月份，天气变暖后，病毒好像就突然消失了。
所以，大家觉得此次疫情开年后就可以被控制，正好上班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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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校区离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只有3站路，结果，随着疫情越发严重，春季开学彻底无望了。早在年前，春季班就招了几十名学生，因为无法正常开课，有几个家长就要求退费。
负责接待的小李很无奈：“那几个退费的家长估计是家里急用钱，这才要求退费。退费后选择别的地方上课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家都没开线下课呀。”
周老师在工作群里和大家商量，问是不是要把线上课开起来。彼时，全市学校都开始了线上教学。教英语的王老师表示赞同，认为我们要想办法稳住学生，防止生源流失。
“现在就是免费也得把学生留住。”周老师在群里布置了具体措施，“隔两天就在群里发讲课视频和作业，老师也要详尽批改讲解，只要保证一般学生参与了、坚持下来，家长应该就不会有退费的心理。”
对于我们这种新办的培训机构来说，除了人员工资，更大的压力来自房租。好在政府出台了相关文件，呼吁减免租金，一些国企和大型物业纷纷响应，减免租户3至6个月的租金。但一开始，我们却没有这么幸运，那家宾馆其实是“二房东”，多年前这栋房子就转到了个人名下，真房东不愿意承担损失。但教育培训和酒店都比较特殊，经过反复沟通，真房东终于同意减免我们1个月的租金，另外3个月的租金减半。
得到这个消息，周老师特地给我打来电话，兴奋得不得了。
随着疫情缓解，看新闻，很多行业都陆续复工复产了，但教育培训行业涉及到孩子，可能是最晚复工的。老师们也很着急，大家艰难地熬着，期望疫情能尽快结束。
武汉“解封”3个月后，我们终于迎来了线下复课。当时还觉得最难的时期已经度过，却没料到后续的问题一个接一个。
疫情改变了家长们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方式，孩子们开始接受“网课”这种学习模式，有些干脆直接从线下转向线上了。毕竟线上的大课没有时间和空间限制，一个老师讲，几百几千个学生听，成本低就敢报低价，这对一些家长很有吸引力。
最低谷时，我们的学生人数降到了70多人，学校面临亏损，老师们的心也开始不稳了。有一位教学经验丰富的英语老师，口碑很不错，为了留住她，我们给了她15%的股份。当她提出要退股的时候，我一再挽留，结果她还是执意离开。
周老师说：“让她走吧，我了解她，估计是想自己单独干了。”
大家都有点失望，会议室里一片沉默。周老师的嘴角微微笑着，他也许已经见惯了这种分分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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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后，整个武汉的实体生意都变得有些萧条，街上很多门面都空着，挂着寻租布告，但很久过去依然没人接盘。
2021年“五一”刚过完，周老师终于下定决心，提出想换去档次高点的场所办学。对此，股东和老师们的分歧很大。
大家问为什么要换地方，周老师解释道：“我考虑了很久，也很纠结。这里开办时间短，装修都是新的，弃之可惜。但这里的家长很在乎价格，虽然知道我们教得好，但是就是没有钱，怎么搞？刚才有个家长还介绍街坊过来学，街坊也没有钱。这边有太多这样的家长了。旁边的新住宅区是高级楼盘，消费心理和能力就不一样了。说到底，我们是要盈利的民办培训机构，要服务的除了‘需求’，还有‘资本’。”
在我们校区不远处，一所新开的中学即将在9月份开学，这是一所名中学的分校。周老师相中了新中学对面的一处门面，楼上楼下加起来不到300平米。
按审批局要求，培训学校迁移新址，需要重新申办办学许可证。如果面积不够，只能申办“一对一”的资质。周老师想让我去审批局问问，看能否通融一下，还按原来的办学许可证来办。可这明显行不通。
“做一对一，对我们来说意义不大啊。”周老师很失望。
小学生上“一对一”课程的很少，中学生多一些。但目前我们招来的学生以小学阶段为主，大部分还是报6到8人的小班课。这种课程2课时收费100元，再加上各种优惠和折扣，一般只要70、80元，家长还能接受。如果换成“一对一”，家长是否舍得掏钱，就不一定了。
可是，如果我们只守住低端客户，以后的日子只会越来越艰难。
附近有一家全国知名的“一对一”教培机构正在紧锣密鼓地装修，大有暑期就开班的架势；另一家培训机构也签好了租约开始装修了。“这几个新的机构开起来了，我们如果不搬，依旧待在这个旧楼里，高端一点的客户不会过来啊。”周老师担忧地说。
搬还是不搬？我们进退两难。虽然知道其中的利害，但还在犹豫，因为除了要改变办学资质内容外，新地方的租金也是原来的好几倍，风险陡然提高了很多。
我们和中介谈过几次，也没签订合同，那边的房东不耐烦了，通过中介来电话，说如果再不落实，他就准备涨价了。周老师一听就来了气，说那门面本就一直空着，看样子年内也不一定能出租出去，“这不是‘见风长’吗？我不租还不行？！”
我本来还考虑租一间大于150平米的门面专做“一对一”课程，同时保留现在的校区继续做班课。听到房东这豪横的话，也放弃了这个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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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16日，武汉市教育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开展校外培训机构违规行为集中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重点整治、规范教培机构的办学资质、收费管理、培训合同、广告宣传、培训行为和线上培训。
周老师为人正派，做生意绝不踩红线，违规违法的事从不染指。我们从办学之初就是走正规化的路线，所以只需要局部调整一些管理方法就可以了。
可到了7月8日，网传云南、安徽部分地区禁止在暑假期间进行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一向乐观的周老师也开始坐不住了：“如果这种政策真的推广开来，我们死路一条。”我安慰他：“不是你想让我不培训我就不培训的，现在上高中的（初中生）只有一半的比例，能上一本的（高中生）更是只有10%的比例，哪个家长不想给孩子一次翻身的机会？”一位同行听了直叹气，说自己也不清楚这个涉及教育改革的大民生问题能否在发一个文件之后彻底解决：“相信总会给我们留一个活口的。”
“这估计是一步大棋，”内心充满了担忧的周老师一边刷手机一边说，“我们老百姓的方向，还是得跟紧中央的大政策。”
7月，零星的疫情再次来袭。武汉紧急启动了全员核酸检测，线下培训被叫停，我们只好又开始线上教学。也是在这个月，“双减”政策在万众瞩目中推出。
“双减”一是减轻学生的作业负担；二是减轻学生在校外培训的负担。文件明确1年内有效减轻、3年内成效显著，9个“严禁”、15个“不得”，几乎是全方位限制，招招击中培训机构的“要害”。
品味着这些文字，我们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样，内心焦虑了起来。它就像一条无形的绳索把学科类机构捆牢，更像一把利刃，刀刀要学科类培训机构的命。我不甘心，把文件反复读了几遍，想在里面找到一个“活口”。
那天上午，周老师问我：“我们营业执照里只有文化课培训，再加上托管应该可以吧？”
“托管是不需要办许可的，营业执照里加上就可以了。就怕这关口（政府那边）停办了。”说完，我连忙打电话到审批局经济事务科咨询，对方电话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去，办事员说可以全程在网上办理。
“那我现在经营范围的文字能保留吗，因为这个得和办学许可证一致。”我担心如果文字有变动，这当口重新办理、换发办学许可证就麻烦了。
“如果要保留原来的经营范围内容，你只能来窗口现场办理了。”
我收拾好需要的资料，赶紧往审批局大楼跑。疫情期间，审批局大厅办事人不多，我先去了办理教育许可证的社会事务窗口，坐在那里的办公人员说现在办学许可证已经停办，什么时候恢复得等待通知。我又问了下相关的政策动态，她说她也不知道。
我又来到经济事务办事窗口，填表、网上签名，顺利在原来的工商执照上增项了“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服务”。拿到回执单，就等3个工作日后取新的执照了。
转头，我发现旁边的办事窗口有一位中年男人，他文质彬彬，也在办理和我一样的业务。他看到我投过来的目光，会意一笑，向我点点头，我回报一笑，心照不宣——大家都抢着在执照上动脑筋，努力寻找一丝亮光，一个活口，一根救命的稻草。
刚出审批局大楼，有同行打来电话，问我们打算怎么搞？我说自己办了个托管的增项，谁知对方语气懊丧：“那有个鬼的用，托管哪有钱赚。”
这位同行所在的培训机构主要面向中学生群体，以小型班课和“一对一”课程为主。他租的是临街门面，房租高，离学校的距离有些远，托管是肯定做不来的：“小学还好说点，初中都是下午6点放学，拖拖堂，吃个饭，6点半到8点半的课上得了吗？”
我们和他不同，主要是做小学的班课，离学校又近。从前有不少家长向我们提出过托管需求，但这块利润薄，又麻烦，我们就一直没有开展。如今，托管竟成了我们救命的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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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在做最后的审查，我们都在等秋季线下复课的通知。看教育局的培训QQ群，我对周末上课还存有一点幻想。
“对，马上就可以复课了，但我们一定要有失去一些老客户的准备，该放弃就得放弃。节假日的文化培训课是绝对不能做的。”周老师在电脑里翻看着新闻，语气很坚定。
9月2号，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通知，要求各地加强对培训机构的成本调查，严格核减各种不合理成本。一溜文字看下来，周老师说我们大概只剩10%左右的利润了，一不留神就会亏损。我摇摇头，感觉按目前的形势，最好的结局就是立马关门、注销公司。
“我在考虑，我们周一到周五做文化课培训，周六周日做素质教育培训。”周老师说，“我们也慢慢把国学、书法做起来，看能不能找到一条出路。”
美术是可以做的，但我们已经把200平米的房间租给了一个专做美术的朋友。
“你从前是做图书的，感觉我们转行做图书有可行性吗？毕竟从作者和市场需求这块我们熟悉，有点优势。”周老师又说。
这个念头我早已动过，可是“双减”到来，学生们的作业负担减轻，教辅图书的前途也会和教培机构一样迷茫。
“双减的目的是‘减’，你认为这些所谓的素质教育，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成长空间吗？”我的话让周老师陷入了沉思。
因为政策影响，部分学生不来了，但也有主动找上门的家长。
9月5号下午，学生小研的爸爸找到我，他倾诉了一番孩子叛逆的各种表现后，才转到了正题。
他说，小研开学就要上八年级了，此前一直在一家连锁培训机构上“一对一”，专补数学和英语。一次课580元，一年花费5、6万元。他和老婆都上着普通的班，月收入加起来不到1万元。小研参加校外培训，要不是有退休父母的帮衬，靠他们两口子几乎不可能。为了孩子，全家都拼了老命。
双减政策之下，大型机构首当其冲，这家机构无法开展线下课，就劝家长们转线上。可小研爸爸还是选择退费2万多元，怕这家机构说不定哪天就关门了。
“培训效果呢，说实话，还可以。”说到这儿，小研爸爸无力的声音里突然有了一点兴奋，“刚进初中时，孩子数学是不及格的，现在可以考89分了。我也问过孩子，考试那卷子上有几道题是超前超标的，孩子根本没学过。不课外上课，简直没法应付。”
小研爸爸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让孩子考上一个普通高中，不要去读职高和技校。他摇摇头又叹口气，“孩子不自觉，学习不主动，只有把她放在机构里逼着才会学。节假日要是放在家里，不用想，上高中就不要做指望了。”
“你不知道，现在那些大的机构爆满！能排课的，‘一对一’已经涨了100元，关键是都排着队往里挤，也没办法安排。小机构还得托人找关系，不熟悉的人，老师不敢接……”小研爸爸无奈地笑，我也只能陪着苦笑。
我自己也有一个刚初中毕业的孩子，其中的滋味，我都尝过。
我们这家机构小，没什么名气，入不了那些“烧钱”家长们的法眼。可小研爸爸说，他想把孩子放在我们这里上课，只是他家住武昌，路程有点远。
“我周六周日把孩子送过来上课，正好我也在这边上班。”他说。
“我们这边还没接到开课通知呢。”我担心他们来回奔波费劲，吃不消。
“我看到很多新闻了，感觉这次影响最大的是那些大型机构，小机构应该会留点活口，毕竟这也是民生问题嘛。”小研爸爸说起现在美术、舞蹈、钢琴课的收费都涨了，“我丫头从幼儿园就开始学习美术、钢琴，前前后后学了七八年，几十万都没啦。她说我们赚了。”
他笑起来，好像真的捡了很大的便宜。
我不想立即回绝小研爸爸，但现在的形势下，我确实找不到折中的办法，只好说：“你也是朋友介绍来的，我本不应该拒绝，但现在我们学校秋季方案已经出来了，只能周中上课。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7：40到20：30，周六周日不开文化课。学校和老师都不敢在这关口往枪口撞，我们真没办法解决。”
看着小研爸爸失望的眼神，我的心情也渐渐黯淡下去。
“要不你们帮我安排老师，上门做一对一辅导？费用只要合理，我们也能接受。”小研爸爸依然不放弃。
这方案我早已想到，对一些有特殊要求的客户可以如此安排，但我们这种正规的机构被投诉的后果会很严重。关键时刻，我们不能冒险。好在我有一些在职和机构教师的微信群，发出信息，说不定有人愿意接单：“这样吧，我看看你家附近有没有合适的老师愿意做。我们这边的老师肯定做不了，太远了。”
小研爸爸拒绝了这个方案。他的本意就是想让孩子在周末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既能在学习上得到提高，费用也不算太高，那去小型培训机构肯定是最佳选择。
送走小研爸爸已是黄昏，太阳还艳艳地挂在半空。快秋天了，温度降了不少，学校里冷清清的。接待大厅里，小李在收拾桌子，准备下班。往常这个时候，她一定非常繁忙，招生、接待、安排班级、收费，等等。
“明天我把整改照片发到教育局，应该10号左右就可以开课了。”刚从外面回来的周老师对小李说，“你这几天就做好复课的准备吧。”
见到周老师，我从微信里翻出了一篇文章读了起来，大意是：上海已经开始实施“双减”政策，在2021年年底之前，所有营利性培训机构要转成“非营利性”。办学初始资金改为“捐赠”，不可提取。办学收益可用来改善办学环境，但不能直接划出。传统的收费的方式也变了，家长要把学费存进指定的银行账户，每隔3个月，银行往培训机构的账户里划拨一次钱……
这个消息，周老师估计也知道，他脸上没了平日的光彩，有点憔悴，说话也有气无力的：“今天我听说年底前要实行‘保证金制’，每家（培训机构）交50万元保证金。对我们来说，那就没一点搞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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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双减”政策，推出各种实施方案。有些相当于直接宣告了学科类培训的“死刑”——“1个月消课，10月1日全面禁补，年底前动态清零。”
一天，周老师转发了一条微信消息给我，是本市一家知名培训机构的老板在群里发的消息：“@所有人，校区不做了，电子屏、桌椅、进门闸机免费送，有需要联系我。”
这家机构的老板我认识，他的学校开在市中心的一个商场里。他麾下有几位老师很厉害，班课做得很成功，每年中考后捷报频传。哪怕从不做广告，生源也从不操心。没料到，他竟先倒下了。
只要中高考在，教育评价制度在，教培市场也许还会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但学科培训机构或将不在。随着学科类培训机构不断关停，大量老师需要再寻生路。毕竟，考编之路拥挤而狭窄。不过，有些老师受到的影响非常小，他们是“个体教师”，主要上门提供家教服务。
我认识一位罗老师，专业从事家教10多年，不依靠机构存活。他主要教初高中数学，经年的知识积累再加上他的勤奋，学生受训效果非常好，客户都靠口碑带来，非常稳定。他的年收入30万左右，日子过得闲云野鹤般洒脱。
我打电话给罗老师时，他正在老家的水库地里种萝卜。谈到这次变革，他说自己的学生受到的影响非常小，因为他们的家庭条件一般都不错，不用在外头参加培训。
“其实，我也为现在的孩子悲哀，他们的压力太大了。”电话里罗老师的声音里有点激动，“就说高中新教材吧，数学考点200多个，课本要在高二下学期之前学完，剩下的一年半时间复习。你可以想象这种节奏和力度，弦得绷多紧，压力有多大，部分孩子不额外补差、‘拔高催肥’，怎么过得去？”
“是啊，现在的孩子确实不容易。”我附和道。
我想，我们还是怀念自己读书的那个年代，多么纯粹啊，没有培优、没有题山卷海、甚至没有多少课外辅导书。只要认真听讲，努力完成作业，最后一样能考上大学。
但罗老师的这条路也有可能会被政策堵死。
2021年9月3日，教育部发文，坚决查处变相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意思很清楚，个人家教、个人及名师工作室都不允许进行学科类培训了。如果个人和机构违规补课，将纳入征信黑名单。
9月10日，星期五，“双减”落地的第48天，教师节。公立学校的教师群里，鲜花和祝福声一片。与此相反，裁员潮、倒闭潮席卷了整个教培行业，收到“教师节快乐！”俨然成了一种奢侈。这天，教育局在“机构管理群”里发布的只有自查、整改和做好部厅暗访组检查的信息。
一周后，快下班的时候，教育局又在区民办培训学校的QQ群里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各培训机构在2021年9月24日17:00前申请承诺转登为非营利性机构，“届时，未交申请的机构将暂停招生和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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